本文原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2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张存良，男，汉族，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古典文献和书法史研究。
摘要：王羲之与益州刺史周抚虽地隔千里，然而一直保持着书札往来。王羲之写给周抚的众多书札，凭借书法丛帖，多有传世。在这些书信中，王羲之对益州山川风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与向往，西蜀的邛竹杖可助登山，旃罽、胡桃有益服食药酒，青李、来（林）檎可莳种移植，盐井、火井足以广异闻。然而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登汶（岷）岭、游峨眉、造访古迹、凭吊前贤，极视听之娱。王羲之晚年一直筹划着他的西蜀之行，念兹在兹，属意殷勤，终因家事迁延，未能成行，西蜀风物竟成了他抱憾遗恨的悬想世界。关键词：王羲之；周抚；书札；西蜀风物；想象世界一 中国文化，降及魏晋，为之一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高度集权的皇权统治有所削弱，自东汉以来的名门大姓渐次形成享有特权的士族门阀，权力世袭，爵位相承，到了东晋之初，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1］卷九十八，的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再难以为继，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玄学兴起，痛饮酒，猛服药，片言析理，重在自然；而外来的佛学也迅速本土化，宣因果，重轮回，崇虚尚空，秉幽控寂。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2］，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 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对山水的观照和对自然的亲近，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正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3］29。门阀士族们不营物务，安富尊荣而优游自得，他们“并不放弃对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同时也“渴望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解脱”［4］，追求飘然物外，放浪形骸，栖隐山林，宅心玄远。一方面“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5］，另一方面，驰神骋思，卧游观想，“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5］89。 书圣王羲之（-）可谓东晋名士的代表人物，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素无廊庙志”，性好山水，与清谈名士徜徉留恋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兴言高咏，诗酒风流。《晋书》本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1］卷八十，-唐人孙过庭也曾说：“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6］这虽然是就书法的相互砥砺、彼此影响而言，然而方诸交游，亦大体如是。
这些人经常聚会，除了啸咏山林，还要饮酒赋诗，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王羲之是组织者，参加者多达四十余人。这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十一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等十五人各成诗一首，共成诗三十七首，而谢瑰、卞迪等十六人未能作诗，各罚酒三巨觥。这些诗作编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叙其雅集宴游之乐，抒发人生不永之叹，既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也是书法史久负盛名的“天下第一行书”。学者刘涛说：“文人雅集诞生旷世书作，这是仅有的一例。”［7］61
二王羲之的传世作品，绝大多数为书简尺牍，多是候问感怀之类。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右军书记》一卷，共得四百六十五帖，流传至今者计有墨迹三十余帖，刻帖二百六十余帖，其中墨迹与刻帖相重者有十帖，再剔除刻帖中的伪作，可信者只有二百余帖。而所谓墨迹本者，又全是唐人的临本或摹本，真迹无一幸存者。
根据《法书要录》的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广求二王法书，多达三千纸。在这些尺牍中，有一组书简近年来颇为学人 王羲之的这位好友周抚（-），字道和，是东晋名将周访之子，《晋书》本传评其：“强毅有父风，而将御不及。”［1］卷五十八，周抚比王羲之年长约十一岁，早年先后在王敦、王导麾下为将，得以结缘王羲之，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大约在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左右，周抚升任益州刺史，不久又升任征虏将军，驻节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当时的成都还是氐人所建成汉政权的首都。永和二年（），桓温征蜀，周抚为主力，次年攻克成汉，进阶镇西将军，移节成都，在任三十余年。其子周楚为犍为太守，所谓“世在梁、益，甚得物情”。
王羲之在给友朋的尺牍中，多次提到周抚赠送给他的蜀中特产。比如《益州帖》中提到的“邛竹杖”：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长或须，今送。［9］卷二十六，
邛竹产于四川邛崃，又名石竹或罗汉竹，稀有而名贵。邛竹杖精致美观，轻便大方，乃登临山水之必携，实馈赠亲友之佳品，很早就远销中外。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10］卷一百二十三，。王羲之将周抚送给他的邛竹杖分赠给同气相求者，他们足登木屐，头戴斗笠，手扶竹杖，游名山，采药石，自具一番道骨仙风。
周抚虽是行阵出身，位居封疆，然而他对于王羲之等人“痛饮酒，猛服药”的名士做派，非但不加劝阻，还给予实际的支持，不断地供给他们服食所用的药物。王羲之《旃罽胡桃帖》中说：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须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志也。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9］卷二十二，
服食是魏晋官僚名士圈的时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2］。他们吃一种名曰“五石散”的药，药力发作，即需行走，行走即需扶杖。“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2］，不能穿厚衣，也不能穿窄衣，更不能穿新衣，旃罽毛毯之类正好配上用场。吃冷食，饮热酒，胡桃之类的药物也许正合其用。显然，周抚是王羲之服药的“知我者”，而方回则是“未许吾志”者。在给周抚的另一书简中，王羲之表现了对这位知音的深切怀念和悠思：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9］卷二十二，
王羲之去官退隐后，弋游无事，修莳桑果也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小园帖》中他告诉朋友：“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致怀也。”［9］卷二十五，周抚所在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湿，盛产桑果，扬雄称述于前：“尔乃其果，罗诸圃。绿轸黄甘，诸柘柿桃，杏李枇杷，杜樼栗柰，棠梨离支。杂以梴橙，被以樱梅，树以木兰，扶林禽，爚般关，旁支何若，英络其间。”［11］卷五十一，左思继美于后：“林檎枇杷，橙柹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缨春熟，素柰夏成。”［9］卷七十四，周抚将这些百果种子遥寄给远在山阴的朋友，王羲之深以为谢：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9］卷二十二，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在给谢万的信中他还说：“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9］卷二十二，期许于西汉文景时期的万石君石奋、石庆父子，家风恭谨，门庭清远。可见他内心仍深藏着建功立业、传之不朽的名教思想，并非一味地飘飘然而放浪形骸。
三西蜀对于偏安江左的东晋士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遥远的遐想，是一片既心向往之而又力不能至的“异域”。他们只能在扬雄的《蜀都赋》中领略其“铜梁金台，火井龙湫”，在左思的《三都赋》中想象“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的山川壮美，在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中了解巴蜀的人物史事。①现在周抚领牧益州，巴蜀纳入晋朝版图，王羲之对西蜀的风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不断地写信给周抚，探询他之前在书本上所获得的有关西蜀的风物印象，当然也有“欲广异闻”的色彩。
在《盐井帖》中，王羲之关切地询问蜀地的盐井、火井等奇特之物，希望周抚来书告知：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9］卷二十五，四川井盐的生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李冰治蜀时期。《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教民“穿广都盐井”，“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12］第三卷，37。火井就是天然气井，蜀人开发利用，以之煮盐。左思《蜀都赋》状其为：“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刘逵注：“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其出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以筩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13］卷四，
在《成都帖》中，他还向周抚报告了在首都建康探询到的一些成都消息，以期验证：
往在都，见诸葛颙，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9］卷二十二，这位诸葛颙，明晓蜀中遗迹，极有可能是诸葛亮的后人。史载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其兄诸葛瑾之子诸葛乔为子嗣，乔子攀，攀子显，蜀汉亡国后移居河东。秦惠文王九年（前），秦并巴蜀，设蜀郡于成都，张仪、张若等筑成都城。扬雄《蜀都赋》谓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华阳国志》记载更详：
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王渔畋之地也。［12］第三卷，29
周抚镇守成都，上距张仪、司马错时代已有多年了，城池竟然犹存，的确令人“远想慨然”。
在《谯周帖》中，王羲之殷切地嘱问西蜀先贤谯周等人的志行及其后人：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不？［9］卷二十二，严君平即蜀人庄遵，以字行，是扬雄的老师，高尚之士，卜筮于成都市，名重当时。《汉书》说他：“裁（才）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蜀人爱敬，至今称焉。”［14］卷七十二，
《讲堂帖》中，王羲之向周抚表达了为他摹取成都讲堂中古代壁画的请求：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须具告。［9］卷二十二，王羲之似乎并不能确定这个讲堂始建于何时，故有是问。根据《汉书·循吏传》的记载，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始立学堂于成都。《汉书》记其事云：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14］卷八十九，“文翁化蜀”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蜀地人才辈出，文翁具有奠基之功，班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成帝时，蜀郡太守高朕对文翁讲堂又加以扩建修葺，增造二石室，名曰“文翁石室”，至唐代时仍被保存，颜师古说：“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②
四江山留胜迹，何不杖策游？神奇的西蜀，对王羲之来说，不仅仅是“郁乎青葱，沃野千里”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地，也不仅仅是“瓜瓠饶多，卉以部麻”的名木奇果异珍之所。这里多崇山峻岭，亦不乏茂林修竹，“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台，火井龙湫”，“南则楗牂潜夷，昆明峨眉，绝限崀塘，堪岩亶翔。灵山揭其右，离堆被其东”，“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11］卷五十一，，真可谓“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15］，可以栖形，可以隐志，“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16］，骋怀游目，足以极视听之娱。
于是，远游西蜀便成了晚年王羲之心驰神往萦怀梦绕的“佳想”，“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17］。在《清宴帖》中，他情不自禁地劝勉周抚：“知彼清晏岁丰，又所使有无一乡，故是名处。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9］卷二十五，
在《游目帖》中，王羲之向周抚表达了远游西蜀的愿想和计划：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9］卷二十二，帖中表达了对扬雄和左思的不满，将他们“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大赋批评为“殊为不备”。汶岭即汶山，汶、岷相通，即岷山，《汉书》作“山”，古人以为是江水之源。早期地理著作《禹贡》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18］卷二，85孔子教导子路要慎行谨言，不蹈虚空，曾引江水为喻：“昔者江出于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方）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19］卷二十，王羲之在给朋友的书札中也极言岷山之高大崔巍，充满神奇色彩：“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雪，殆昆仑之伯仲也”［9］卷二十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刘昫说：“岷山连岭而西，不知纪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南望成都，若在井底。”［20］卷六十六，
纸上得来终觉浅。最好莫过于亲身前往，而且不必大事铺张，同游者三五人，登汶岭，游峨眉。“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13］卷十一，，游目意足，啸咏而旋，况乎登高能赋，的确是不朽盛事。心念及此，就令他心旷神怡，恨不能一夜飞度。焦急的等待期盼中，“以日为岁”。一想到汶岭的千里积雪和峨眉的奇秀险幽，他早已逸兴遄飞，心驰神往，游目于其间了。
然而名士也有世情俗务。王羲之为家事所拖，远游西蜀一直不能成行。《儿女帖》中，他向周抚通报了不能履约的因由：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9］卷二十二，
小儿未婚，他认为这是比远游更大的责任义务，不能舍此不顾。帖中的“小者”就是大令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少负盛名，才华过人。中古时的世族择婚，首重门第，士族概不与寒门通婚，泾渭分明。王羲之为小儿官奴物色的中意人选，是他的妻弟郗昙之女郗道茂，为王献之的表姐，是近亲，门当户对。可是后来因为新安公主执意要嫁给王献之，两人被迫离婚，道茂抑郁而终，成了王献之终生的心头之痛。③
人事牵延，日月忽淹。不觉已是老之将至，而西蜀之游仍未成行，他念兹在兹，反复与老友相约远游之事。《七十帖》中说：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9］卷二十五，这是现存王羲之写给周抚的最后一封书简，这时周抚已经七十岁了，而王羲之也“年垂耳顺”，大约五十八、九了。推之人理，一方面这是上天的眷顾，是厚幸，但另一方面，“恐前路转欲逼”，预感到生命的无多，只有劝慰对方，多加餐饭，善自珍摄，以期最终能实现远隔关山的“相期远游”。
假令天假以年，终能成行，那必将是“一段奇事”，也必定是“不朽之盛事”，将会是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的又一重要篇章。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生的悲欢离合给后世留下了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的残缺之美。五十九岁的王羲之怀抱游目汶岭、玄观峨眉的远游计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离开了人世，这年王献之十八岁，也未能成婚。四年后，周抚在成都去世。
西蜀对于王羲之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他写给周抚的书简中不难看出，他虽然身未到蜀地足未践蜀土，然而在内心中已有过多次的神游，心灵已与蜀山交。就像他的好友支遁，不曾到过天台山，却写有歌咏天台山的想象之旅《天台山赋》，而他的晚辈谢道蕴，也没到过泰山，却留下了一首《泰山吟》的诗作，他们驰神运思，仿佛如睹其容，主要靠的是心，而不是眼。只要能游目观想，神居其中，会心处也不必在远。
游目与观想，是魏晋士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方法与途径，与“玄观、冥想”异曲同工。如果说屈原“忽反目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21］卷一,18所表达的还侧重于“目视”“往观”的话，那么魏晋人的游目观想，则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想象，“以‘心眼’而非肉眼进行观看被赋予最高的价值”，“想象”意味着积极主动地进行“造象”，“这一时期人们对山水的兴趣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外在的自然景观，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人们对内心世界发生新的重视，对现象界的兴趣乃是对个人心灵活动的外向延伸”［22］23。
值得一提的是，《游目帖》是王羲之草法中的精品之作，传世摹本被认为是唐太宗时的临本，收入《淳化阁帖》卷六，而摹本于清乾隆时期收入内府，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流出中国，为日本广岛人安达万收藏。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游目帖》化为尘埃。神物泯灭，令人恻怀。这是比王羲之未能远游西蜀而更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岂止遗憾，简直痛心！
［责任编辑：蒋玉斌］
注释：
①（晋）王献之《益部帖》云：“《益部耆旧传》今送，想催驱写取了，慎不可过淹留。”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十七《王献之杂帖》。
②《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文翁传》颜师古注。
③《世说新语·德行》第三十九则：“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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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利华排版：孙逸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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