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商主要经营盐业、典当业、茶叶业和木业四大行业，其中盐业就是明清徽商经营的第一大行业，在当时，盐商可谓是最富的一批商人，甚至连乾隆皇帝都曾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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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天不吃盐，吃饭不香甜；三天不吃盐，一身软绵绵。”盐，被称为“百味之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在古代人民生存的重要物资中，盐是不可多得的好物，《神农本草经》卷三“下经”即称，戎盐“可以疗疾”，“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虫。”，另外他们认为，盐可“解毒”，假若误中“班茅”毒，可用“戎盐解之”。
明清时期实行的盐法被称作“纲商引岸”，那时的朝廷没有太多力量直接控制社会经济，需要让实力雄厚的人来承担，而四处走南闯北的商人们就是最佳对象。
那时的商人想要经盐商，必须事先“认窝”，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从而得到引窝（拥有运销食盐权的证明），握有引窝的盐商有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然后再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只有拿到盐引，商人们才能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卖往指定的行盐区。
弘治五年，明政府实行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种变化为微商经营盐业带来了方便。此后，经营盐业的徽商越来越多。
后来，明政府还为了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而徽州盐商在当时制度中占据优势。由此，他们便将两淮盐利的特权稳定下来。在这之后的余年中，是徽州盐商最繁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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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场生产规模最大，有着"自古煮盐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的赞誉。盐场产量多，盐利自然也多，这里也就成了盐商聚集的地方。
明清时期，两淮地区成为了全国盐业的中心，当时的两淮盐场三足鼎立，徽商、晋商、陕商平分天下，但在与几番较量中，后起之秀的徽州盐商后来居上。
直到明朝后期，徽州盐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累积了雄厚的财富。据记载，明清时期，清朝扬州的八大总商中，徽商就占了四位，乾隆时期，徽人江春、鲍志道等都是著名的两淮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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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盐商垄断了盐的经营权从中牟利，但是朝廷也有自己的计较，于是增强了对盐课的征收，让盐商不断上缴税款。而且盐商的花费不止于盐课，他们还需额外承受官员的剥削。后来皇帝为了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曾实行过改革，但也无法阻止贪婪的官吏伸出索取的手，向盐商无尽索取。
虽说皇帝曾下旨试图改变官员的贪污，但其实他自己强加给盐商的花费就非常巨大了。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上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实际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引案，亏空高达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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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盐商中有位著名的风云人物，他就是深得乾隆赏识，“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盐商——江春。
江春，徽州府歙县江村外村人，生于康熙年间，从小生活在盐商世家。江春二十二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可惜名落孙山，随后协助父亲经营盐业，一干便是四十余年。其在经商生涯中，能力非常之强。
他曾为乾隆六次南巡，还有许多工程和大灾的赈济等出谋策划，并由此得到乾隆恩宠，赐予官衔。但也因为江春为了迎接皇帝南巡，花费了大笔巨款，这使得他富有的家业逐渐衰败，表面上光鲜亮丽，内里已十分空虚。
乾隆年间，发生了两淮盐引案，这对江春打击十分严重，他还因此被革去了职衔。尽管江春受到如此打击，但乾隆皇帝仍对他信任有加，还赏借他55万两皇帑（皇帝的私房钱），助他重新营运盐业。直到江春死后，嘉庆皇帝又赏借给江春之子江振鸿5万两白银，作其运营盐业资本。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都对一介商人如此关心，可谓是极其罕见。
古徽州人常说“吾乡贾（gǔ）者，首鱼盐，次步帛”，足以见证盐商在徽商中的重要性。徽商进入盐业领域后，以盐业为中心，发展迅速，很快便成为中国商界的领头羊，而徽州盐商也成为了当时最有钱的商人。商机与时机并存，正是因为聪明的徽州盐商抓住了时机，才使得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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